竞争排名灌输了学生错误的观念
文：玛格丽特．赫弗南（Margaret Heffernan）
学习变成了一种交易
当然，考试可以检测学生的学习是否跟上了进度，学到了多少，以及还有哪些地方不懂。但是外在奖励（无论是星等、成绩、奖牌或排名）有关的统一测验，把学习从一种让人心满意足的活动变成交易：有读有分，没读没分。结果变得比过程还要重要，当大家如此在乎外在奖励时，工作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和乐趣。我们因此培养出考试高手，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培养的是对学习的热爱。
这说法也许听起来过于夸大，其实一点也不。学习的热情除了值得培养以外，还有什么价值？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告诉孩子，想找到工作及从容地过日子需要学会什么？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他们以后需要什么。世界瞬息万变，产业起起落落，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哪种技能在未来会派上用场。
二十年前，我们可能以为只要懂得速记、印刷或电子工程，熟悉法律的艰深架构，或打造包装原型就够了，但如今这些技能都已经过时。老闆自己会打字，报纸正迅速消失，没人使用打字机了，家电用品持久耐用、更换也便宜，软体取代法务助理的工作，3D列印机可以满足你塑造原型的需求。
就连医生和律师的许多工作也由机器取代了。随着发明与制造的机械愈来愈便宜，驱动机器的软体愈来愈简单，许多传统的专业逐渐失去了风采，更别说是就业保障了。
在狄更斯的《艰难时世》（Hard Times）一书中，校长汤玛斯．葛莱恩（Thomas Gradgrind）坚持，唯有事实才是教育及蓬勃经济的根本与重要基石。但是在这个人人都可用手机搜寻事实的年代，事实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。此外，如今许多研究人员使用的事实，在他们就学时期根本还不存在。人类基因体计画（Human Genome Project）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（CERN）的大型强子对撞器（Large Hadron Collider）都彻底改变了十年前看似必要的知识。
为了在这个新世界里生存，我们不可能预期孩子毕业时具备将来需要的一切技能或知识。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对于学习及扩散性思维的喜好，那才能让他们一辈子受用。
考试往往在无意间灌输孩子一个概念：想赢得奖励只有一个正确答案。教师虽然批评考试不好，说课表的压力很大，但教学时还是锁定考试的东西，鼓励学生学习那些东西，以便因应考试。当你提供学生额外的补充教材时，得到什么反应？「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些东西，那又不会考。」这也不能怪孩子，面对当前的奖励架构，他们不过是做出合理、机灵的反应罢了。而且，当校方以考试结果来决定教师的部分薪资时，连教师也陷入了同样的陷阱。
当我们亟需培养想像力、创意，以及激发新点子的智慧时，却又设计出竞争型的考试，创造出适得其反的效果：养成打安全牌、放马后砲，以及凡事都有标准答案的心态。
考试的目的是展现清楚的结果，让学校知道谁名列前茅，谁落后垫底。我们逼孩子接受的各种考试，完全无法对他们产生内部激励的效果，只让学校得以分辨出考试高手并加以排名罢了。
排名制的副作用
「我们私底下会帮孩子排名。」提姆．穆尼耶（Tim Meunier）告诉我。
穆尼耶在伦敦顶尖私校圣保罗中学的附属小学担任校长，学校就在每年牛津╱剑桥举行划船比赛的泰晤士河畔。我步行前往学校时，沿途几乎随处可见各种独家专用的排外装置，例如医师诊所外有上锁的停车位、门禁森严的私家车道、扩音对讲机、围着栅栏的花园、教堂墓地等等，到处都是禁止进入的障碍。
几年前，圣保罗中学连同名校伊顿公学一起退出学校排名制。穆尼耶说他觉得排名不公平，并未反映出许多好学校展现的多元特质。他说的没错，但他自己也没把同样的想法套用在学生身上。
「一定会有人垫底，我们并未假装排名很准确，因为统计上并不完美。但我们想知道谁排在前面，谁排在后面，其他系统无法提供这类资讯。」
穆尼耶表示，那些排名资料主要是提供他的管理团队使用，以便确定没有学生落后太多。但他自己非常相信输赢与奖励的效果。
「我们没有一项制度是不分输赢的，不分输赢就没有效果了。奖励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有进步奖，用来肯定奋发向上、急起直追的学生，但那种学生不是很多。另外，我们也有五育兼优奖。
不过，重点是，如果你赢得化学奖，那是因为你在化学方面名列前茅。我不希望老师是挑最乖或帮助最多的孩子给予奖励。
穆尼耶对垫底的孩子没什么兴趣，他觉得他的排名机制很隐密，那想法可能太天真了。那所学校的家长告诉我，孩子某个学科成绩优异时，他们都知道，所以排名殿后的孩子当然也知道。那实很遗憾，因为研究显示，排名也许可以激励前两三名，却会使其他的人失去动力。为了激励少数的优异者，我们因此付出的代价是，大多数的学生觉得反正他们也赢不了。
不过，排名虽然对孩子没什么效益，倒是对家长影响很大。二○一三年夏季，英国副首相尼克．克莱格（Nick Clegg）宣布一项排名十一岁孩子的新计画。许多公关文宣指出，那样做不是为了回归以往中学入学考试的悲惨日子，只是为了设立一项基准，用来找出绩效不佳的学校。无论那个想法是太天真、还是太虚假，魔鬼还是藏在细节里。百分位排名虽然不会公布（该计画对外保证，其目的不是为了点名羞辱），但会让家长知道。然而，光是「测验结果不公开」这点，就足以看出决策者脱离现实有多远。
「我那些学生的家长肯定都很乐于看到全班排名。」安斯楚瑟笑着说，「尤其他们的孩子名列前茅的时候！但我们之所以不排名，是因为家长常因为不服排名来抗议，要应付那些抗议实在太累人了。我每次改考卷都会引来家长抗议，说我的评分方式肯定有问题。」「以我自己当学生的经验为例，每次排名都对我毫无助益。我的成绩本来就不错，但是，对其他人来说，那根本是灾难。对多数的孩子来说，排名太令人洩气了。我觉得，孩子先天就是好强的，你其实不需要再从旁煽动他们竞争了。他们也想要表现良好，只要让他们产生兴趣，别吓他们，他们就会好好表现。」
圣保罗中学不是唯一帮学生排名的学校，一些英国的学校仍这么做，只不过他们都不愿意谈论这点。然而，正式的班级排名在美国非常普遍，每个学生都有平均等级分数（GPA），很容易排名，有些学校还把排名贴在走廊的墙壁上。即使是名列前茅的学生，也会感受到排名产生的社交副作用，大家都知道高处不胜寒。
副作用一：有碍团队共事的观念
一位纽约的母亲告诉我：「我女儿在班上排名第四。」她不想暴露自己和女儿的名字，但她想透露他们的经验，「整个高中生涯，我女儿一直都在前五名。高三那年，数学让她吃足了苦头，她去请教一位同学，那个同学也是一直在前五名。」她女儿接口说：「班上前五名都很在意彼此的一举一动，那感觉很奇怪，因为排我前面的前三名都是数理很强的男生，我的数理不太好。我想他们偶尔会觉得我没那么聪明，但总之我向他们其中一人请教时，他不肯教我！」她停顿了一下。
「他说他妈妈告诉他，不要指导同学，以免威胁到他自己的排名。」
美国的校园里充满了教科书被偷藏起来、重要资源离奇消失之类的故事。排名自然而然衍生的效果，就是让学生相互较劲。他们怎么可能不比较呢？前几名就只有那几个位置，即使是採用百分位排名，前面的位置也很有限。因此，竞争灌输了学生错误的观念：我想赢，你就非输不可。考试把每个孩子变成彼此的竞争者，偏偏那个年龄正好是培养社群认知的阶段。从小就把成就定位成唯一的活动，其实有碍未来的职涯发展，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团队合作。团队共事需要什么技巧？通力合作的技巧，亦即发掘他人的优点，借力使力的能力。但排名并未灌输这种概念。
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，统一考试促成了相互比较、加深了彼此对立、强化了聚敛性思维和同质性。那可能让政策制定者更容易设定标竿，却有碍孩子培养出成年人非常重视的想像力、创意和合作精神。
少数採用扩散性思维的启发型教师，通常会激发学生的创意，但成绩和竞争并无法激发这种效果。培养创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令人安心的氛围，亦即「尽情探索并不危险，也不会遭到惩罚」的感觉，鼓励「犯错并不可怕，那只是学习过程」的思维。太重视考试、成绩和排名特别容易破坏那种安全感。
心理学家德西和莱恩致力于「激励」的研究，他们找到以下几种提升内在动机的方法：正面的意见反馈，鼓励追求成就感及放眼最适合（而非不可能）的挑战，不给予贬抑的评价，营造独立自主的感觉。人觉得自己可以选择何时做事及做事方式时，都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动机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工作的主人。
在产业实验中，连决定何时开灯和关灯的权力，都可以使工人的生产力增加，可见让学生觉得他们是为了自己，而不是为了家长、老师或国家，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迈进非常重要。这不表示家长、老师与学校不能从旁协助，他们的鼓励、指引，以及意外的奖励都很难能可贵。
但这不是排名无效的原因。排名产生太多贬抑的评价，设定遥不可及的挑战。太在意排名的父母会破坏孩子的自主权。
竞争的压力和威胁并未解决问题，因为负面反应的效果永远大于正面反应。在竞争中，不可能每个人都挤到前1％或5％当赢家，但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感受到「注定落败」的威胁，也因此变得更不愿意尝试。德西和莱恩写道，「在学校，每晋一级，内在的动机变得愈弱。」奖励前1％的代价，就是持续打击剩下的99％。
副作用二：依赖药物
很多孩子觉得，学校、父母、朋友给他们的竞争压力令他们难以招架，所以他们寻求协助，从特殊或危险的地方找到慰藉。史蒂芬．罗德里克（Steven Roderick）二十四岁，本来就读麻州大学，个性温和。他对于自己只拿D的成绩感到沮丧，觉得应该想办法进步。他听说有一种药物叫Adderall，是用来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（ADHD）的安非他命缓释剂，而且很容易取得，他觉得那可能是让他成绩进步的方法。
「我第一次服用Adderall时，为天文学的课程写了一篇很棒的报告，那效果实在太惊人了，我整个人备受鼓舞，觉得我将来想当医生！」Adderall是二级管制药物，有成瘾效果，需要愈来愈高的剂量，有人把它拿来和运动圈的禁药相比：「Adderall对大学生来说，就像棒球圈的类固醇，是极度竞争的环境中，用来提升绩效的旁门左道。
「我的成绩从D和F，直升到A。但是大脑会适应药性，所以我必须不断地增加剂量，到了二○一一年，我的剂量已经提升至四十五毫克。我开始觉得Adderall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最大的敌人。」
由于罗德里克睡不着，医生开了强效的安眠药Ativan给他，但他也因此陷入两种药瘾中无法自拔，一种是用来专心，一种是用来入眠。他对Adderall的需求愈来愈大，到最后服用的剂量高达一二○毫克，接着再停止服用，改吃Ativan，连睡好几天。他的焦虑感大幅飙升，他说，连针掉在地上时，他都会敏感地转身去看发生了什么事。虽然他大学快毕业了，但最后却因旷课时数太多，不得不休学。
罗德里克回忆道：「我们的文化常把不择手段达成目的加以合理化，你要如何说服大家不要服用那种药物？你老是听大家说，毕业以后工作难找，再加上学贷压力愈来愈大，你会觉得没吃这种东西就无法名列前茅。」眼看着那些难以捉摸的外部奖励垂挂在眼前，学生把对学科的内在兴趣抛诸脑后，他们只听到父母和政策制定者对成绩、大学排名、荣誉和奖项的强调。他们自然而然把焦点放在学歷上，以便晋升到竞争的下个阶段。结果才是重点，过程并不重要。万一赢不了比赛，搞小动作，操弄体制也无妨。
副作用三：作弊成为手段
在纽约的史岱文森高中（Stuyvesant High School），学业成绩才是社交利器。这所学校出了四位诺贝尔奖的校友，以科学教育着称，极难申请入学。好不容易挤进窄门后，学生发现周遭每个人都很优秀，怎么跟别人竞争？对于那些没有兴趣或高中毕业就不打算进修的科目，与其浪费时间研读，还不如作弊比较简单，也比较精明。学生把家庭作业的答案贴上脸书（Facebook），把公式藏在袖子里，拍下考试题目的照片、再以电子邮件传给朋友。校内竞争非常激烈，每个学生都是放眼哈佛、耶鲁、麻省理工等名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所以不计代价达成目的似乎更加可取。校刊做的调查显示，80％的学生坦言曾经作弊。
十八岁的艾利亚斯．温劳布（Elias Weinraub）说：「后来就变成数字游戏。」他目前在圣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就读，「有点难以自拔，很变态。」
一位老师常发现大家的作业答案都一样，于是他开始要求学生手写作业，心想手写可以避免他们直接抄网路的东西。学校也发现学生设计敲笔桿作弊的暗码，以及利用手机传送答案。一项调查访问四万名美国高中生，结果发现59％曾经考试作弊。全球伦理研究所（Institute for Global Ethics）的拉许．基德（Rush Kidder）估计，进入大学时，95％的学生都已经以某种方式作弊过了。有时他们是为了交出更好的作业而作弊，有些伎俩则是为了让同学落败，例如藏匿图书馆的重要用书、撕掉公告栏的通知。如果成绩是终极目标，你用什么方法拿高分有什么关系？
靠作弊达成目标后，学生不见得会戒除这个恶习。二○一三年初，哈佛大学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作弊丑闻后，逼一些学生退学。「某班有二百七十九名学生，在回家作答的考试中，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交出一模一样的答案，连错别字都一样。许多评论者对于名校作弊的风气竟然如此普遍表示惊讶，然而这其实不足为奇。这些学生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挤进名校，当然会想尽办法留住名校学生的身分。
结果是，在愈知名的学校里，学生反而更没动力去探索学习的乐趣，这现象着实令人感伤。为自己着想，偏离可预期的既定路径，感觉风险太大，赌注太高。竞争愈是激烈，愈觉得自己应该达成众所期待的目标，即使那样做根本和学习背道而驰，还是照做不误。
这不是史岱文森高中、哈佛大学或甚至美国独有的现象。二○一○年，英国中学各科目的A级作业都可以上eBay购买，其他的「作业代写」服务甚至要价才一．五英镑。随着教育体制日益崩坏，连教师有时也会操弄体制。例如，有人来学校视察时，他们以金钱贿赂调皮捣蛋的学生别来上课；考试放水等等。在二○○九到二○一○学年，英国大学纪录的作弊案例逾一万七千件，四年间成长了至少50％。不过，很多人认为实际的数字更高，只是没公开罢了。如今，作弊与抄袭已经极其普遍，校方必须藉助软体来因应这个问题。
副作用四：抄袭问题严重
「科技确实让作弊与抄袭变得更容易了，但讽刺的是，科技也是抓作弊的最好方法。」杰森．朱（Jason Chu）告诉我，「不过这个问题涵盖的范围极广，遍及全球。」朱在Turnitin公司上班，目前有一百廿六个国家使用Turnitin开发的剽窃侦察软体，以检查学生是否从该公司资料库收集的两百四十亿个网页、三亿份学生论文、十一万种杂志、期刊和书籍的一亿两千篇文章中抄袭作业。那个软体经常更新，以阻止学生利用新的诡计抄袭。好消息是，学生似乎更懂得判断哪些优质资源是比较好的抄袭对象。坏消息是，现在出现更多「抄袭网站」专门锁定高中生，他们愈来愈懂得如何掩饰抄袭的痕迹。
「我们发现学生会想办法迴避我们的系统。」朱告诉我，「他们会拿一篇英文论文来改变字体，或把一些字改成我们的系统无法辨识的西里尔字母（Cyrillic），我们有注意到这些现象。或者，他们会把一些文字转成图档，那需要花很多心力改来改去，把那些心思拿来写作业不就得了吗！」
朱刚毕业时是在学术界工作，他对思辨非常热中。当学生必须透过Turnitin的系统交作业时，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必须自己思考。他们学会如何思考与善用原始的内容，以及註明原始的出处。
Turnitin毕竟还是营利事业，但令他兴奋的是，这个软体可以用一种奇妙的方式，让教育回归初衷。
「学生并非不懂抄袭是不道德的，他们当然知道那不道德，即使他们觉得抄袭是无人受害的犯罪。但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学生不在乎过程，他们只在乎结果。我们对评量的重视，导致这种乱象持续横生。我们等于是告诉学生，你『挣得』的是成绩。你这样做，就能得到那个结果。他们的奖励不是完成作业，不是思考或学习思考，而是成绩。成绩才是重点。」朱也许是靠行销这套软体为生，不过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激励着他投入这项工作。「以前博雅教育的目的，是为了培养道德操守和品格，这一切都消失了。我们的教育经歷了巨幅的变化，现在只强调结果，其他一切都撇开不谈了。」
统一考试原本的目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，以便同类相比，激励叛逆的学生，结果却衍生出普遍作弊及思维狭隘的现象。
